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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尹校长的推荐下，我考入了建始一中，当时是六七年级，有两个班，我被分在一班。

班主任是赵德良，后来他到了建国师范大学，成为我的同事。

在授课的老师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黄君朴，他第一节课的开场白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记得他说过：“同学们，你们有的来自鱼米之乡的长梁平原；有的来自稻花飘香的三里平原；有的来自人杰地灵、风景秀丽的高坪盆地；有的来自山花烂漫的花果坪；有的来自碧水碧波的景阳河；有的来自十月飘雪的关店山。你们背着棉被和书本，翻山越岭，心里记着家乡父老的期望，怀揣着读书成才的理想，来到我们书声响起的校园，走进我们光洁明亮的教室……”

这一长串整齐铿锵有力的排比句，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成语，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以后写作时常常模仿的模式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这所高中和初中好像没什么区别，学校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
晚自习前，班级组织文艺活动，文艺委员教大家唱歌。

公社是一株常绿的常春藤。

成员们都是藤上的瓜。

瓜是附着在藤上的。

藤蔓托住瓜。

藤越粗，瓜越甜。

藤蔓越粗，瓜就越大。

公社的常春藤连接着千家万户。

齐心协力种植庄稼，

勤劳的双手带来丰收。

团结就是力量。

集体经济快速发展。

成员们非常高兴。

公社是一轮红太阳。

所有成员都是向日葵。

花儿向着太阳绽放，

花磨盘很大，

无论刮风下雨，

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。

公社的阳光照耀着家家户户。

千万个家庭都有着伟大的抱负，

每个家庭都热爱社区，

人人都听党的话。

幸福的种子发芽了，

幸福的种子已经发芽。

在“人民公社”已成为历史名词的今天，我对高中时教我唱的那首《社员都是向日葵》依然记忆犹新、感慨颇深。

晚自习的时候，我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。在剩下的时间里，我还做了两件算是好学、提高文学素养的事情：一是继续阅读课外书，小说、民间文学、科幻小说、报刊杂志、古今中外、天文地理等，只要有的，我都得从学校图书馆或者同学那里借，一读完就看，还会从书上抄一些段落或句子。二是抄古诗。黄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说：读完唐诗三百首，就算不会背，也会背诗。受此宣传的启发，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在一本大笔记本上一字一句地抄写。后来，我还抄了当时出版的两本流行的古典文学书《宋诗一百首》和《唐宋词一百首》。

上课时我的学习习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善。分配座位时，我主动要求：“把我安排到后面去。”赵老师说：“别人都想坐前面，你为什么想坐后面？你是近视眼，看得清黑板吗？”我老实回答：“我坐第一排，看不清楚黑板。第一排这个座位浪费了，就让给别人吧。我只要听讲就能听得懂，上课就好。”

赵老师笑着说：“那你在后面仔细听着。”

其实那句话我只是半听半听而已，我听课的习惯就不是很好，还是像初中的时候，老师在台上讲课的时候，我就听几句，然后自己看课本，感觉听懂了就不听了。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，我就对照着课本上的例题，很快就能做完。老师们也知道我作业写得对，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，所以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太在意我不听课的纪律问题。

可惜，这样的平静只维持了一年，就被我高二时制造的一次泄密事件破坏了。

这个错误是下棋时造成的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学会了下象棋。初中时，我通过象棋结交了朋友。恰巧借我小说的同学杨泽林也喜欢下象棋。我们成了书友、棋友，有时上自习时还会偷偷溜出教室下象棋。为此，我经常被老师批评。高中时，杨泽林虽然被分到2班，但我和他对象棋的品味还是很相似的。这导致我们作为同志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几年的争执，而这一切后果都是我自己承担的。

1965年9月底，省里几位象棋选手到恩施，路过建始，一中体育老师就邀请他们到学校给学生上象棋课。这也是当时一中体育教学的一个小趣闻，大部分学生听了就忘了。我和杨老师却很认真，缠着象棋老师，问个不停。运动员告诉我们：国庆节那天恩施地区要举行象棋比赛。

杨同学听后鼓励我说：“国庆节学校放两天假，咱们去恩施看象棋比赛吧。”

我说：我们没有钱买票，怎么去呢？

“走路过去就可以，只要有吃饭的钱就行，你跟家里要1块钱，我给5块钱。”为了吸引我，杨某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，我之前也说过，他是家里的独生子，要钱比我要容易得多。

“假期就两天，去一天，回一天，全部时间都花在路上了。”我又提出时间不够的问题。

“如果我们在放假那天中午就走，那不是就多放一天假了吗？下午我们就可以放假了，老师也不会来检查我们的情况。”

出乎杨的意料，老师不仅及时处理，而且管得非常严格篮球比赛开场白，他多要的半天课，却酿成了一场惊天大祸。

我借口要买点学习用品，向妈妈要了1元钱。9月30日中午，我和杨在家里吃过午饭后，就从县城出发了。我们沿着去恩施的路走着，看着眼前层层叠叠的青山，数着路边的里程碑，一直走到天黑。我们走了30公里，却只走了一半的路程。我们打算在前面那个叫芦竹坝的地方住一晚。这时，我们看见前面停着一辆卡车篮球比赛开场白，便央求司机：“载我们去恩施。”司机说：“我们要买票。”

两人只花了一块钱就上了卡车。

恩施市区灯火通明，我和杨同学下了车，出了汽车站，找到车站对面的“清江宾馆”，付了8毛钱的住宿费，每人吃了一碗素面。杨同学仔细算了算篮球比赛开场白，说：“还剩4元钱，2元明天吃饭，1元明晚住宿费，1元后天回去路上吃饭。”

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了，我和杨同学起了个大早，到当地的体育场打听象棋比赛的消息，那里的人说：这个比赛是在国庆节前，也就是九月底举行的，早就结束了。

我大失所望，说：“这一趟真是白来了。”

杨同学毫不气馁：“既然来了，就去看看恩施的风景吧。”

那时，恩施最出彩的风景，莫过于市区五峰山上的连珠塔。离开体育场后，我和杨同学一起上五峰山去爬连珠塔。那时我已经抄了一年的古诗，能背诵几句。我站在连珠塔顶，仰望秋日清朗的天空，望着穿城而过的清江。我竟然还写了一首诗，现在只记得前两句：连珠塔在五峰山，古塔在清江畔。

下午，我和杨同学一起去清江对岸的恩施老城区游玩。走在六角亭街上，杨同学说：“我们中午在饭店吃的饭，没想到这么贵，花了两块钱，现在晚上住宾馆的钱都不够了，怎么办？”我想了想，又想出了一个主意：“我们初中的同学秦依林考上了恩施一中，今天晚上我们去找他，在学校里过夜吧。”杨同学说：“好，这样吧。”于是两人立刻转身，向土桥坝的恩施一中跑去。

到了学校，他们找到秦逸林，把要借宿一晚的原因说了出来，秦逸林倒是很大方的说：“没问题，学校放假了，我们室友恩世成也回家了，有空床位。”

顺便说一下，杨先生学棋很深，棋艺进步很大，直到2013年11月去世，一直是县里最厉害的棋手。40多年来，他一直雄踞县里棋坛之巅，在县里的棋类比赛中总能拿下第一名或第二名。我的棋艺进步不大，最好的成绩也只得过第六名，后来连决赛都进不了，于是就转而学围棋。当时县里下围棋的人不多，比赛中我总是能进前几名，有一年，第一名廖先雄到武汉过年，我又拿了第一名。

10月2日，天刚亮，我和杨同学就起床，走出恩施一中校门，走到土桥坝路，再顺着路走回来，走了整整60公里，用了一天的时间。

黑夜里，我拖着酸痛的双脚，筋疲力尽地走进屋里。妈妈怒气冲冲地迎接我：“你这两天去哪了？学校的赵老师说，前天下午老师清点班上学生人数，发现你和两个姓杨的人不见了。问了同学，同学们都说你去恩施看比赛了。你胆子真大，没跟学校和家人说一声，就悄悄跑了。”

我不断地承认错误，说以后再也不会犯了，说了一会儿，妈妈就不说话了，我在家里这关就过去了。

在学校通过考试并不容易。

回到学校后，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向班主任赵老师写了一份道歉信。但这还没有结束。周六下午，批评进一步升级。

星期六下午，学校广播通知全校同学要去礼堂听报告。当二年级两个班聚集在教室前面的篮球场时，杨同学来找我说：“这次报告会肯定会被点名的，说不定还要上台，那太难看了，我们不能去听报告了。”

我也这么想。情况紧急，我只好先处理好眼前的事，尽量躲起来。我跟老师说要去厕所，然后就溜出学校了。

这次，杨老师的预言成真了。后来，一位同学告诉我，在上课前，教务处田守彦主任在台上大声问：“高二一班的孙国林和高二二班的杨泽林在吗？”下面的同学面面相觑，没有看到这两个人。虽然没有看到，但田主任还是严厉批评了他们不守纪律、鲁莽行事，擅自逃课，去看棋，现在又公然逃避上课，要求全校同学都引以为戒。

结果，我和杨同学不但在班里丢了脸，而且在整个学校的名声也败坏了。

不仅如此，我还惊动了学校的李银华副校长。有一天，早操结束后，大家去上早自习，李副校长把我留了下来。那是在学校的大操场上，我和老师面对面站着，整个早自习，李副校长语重心长，言辞恳切。我现在忘记他说了什么，只记得李副校长脸上的懊悔之色，以及懊悔的语气，和尹副校长的语气很像，意思是“你的学习成绩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守规矩？”

在校长和班主任的严厉管教下，半年多来我收敛了许多，上课、学习、遵守纪律，再也没有惹过什么麻烦。尹副校长看到我的进步，说：“你进步了，以你的学习成绩，读完高三一定能考上大学，是我把你招进来的，你要好好努力。”

世事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身兼教书和政治两职的尹副校长的预料，我和尹副校长都没有想到，我高三就无法继续学业了，而考上大学更是要十二年之后了。

因为1966年春季学期，也就是我读高二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。

标签: 篮球比赛开场白建始一中六七届班主任赵德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