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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：1936 年中国足球队首次参加奥运会，广东球员表现如何？
- 更新时间：2024-09-29 12:57:48
音乐剧《头锤》。香港话剧团供图
李慧堂.
编者按：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倒计时已经开始。自1924年报名参加巴黎奥运会以来，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追梦之路，这些梦想在各个层面上或明或暗。即日起，南都联合N Video推出《广东奥运百年印记》专题报道。通过对历史的深度挖掘，讲述百年来奥运内外不为人知的广东人的故事以及广东的命运。
1936年6月25日，《宣言》详细列出了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，其中足球队队员共22人。这是中国足球队首次参加奥运会，入选的球员全部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球员。
南都记者查阅历史资料发现，这些成员年龄在24岁至32岁之间，其中超过70%来自广东。尽管奥运会成绩不尽如人意，但球队的表现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。广东球员李慧堂、孙金顺、谭江柏等人的名字并没有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，而是成为了传奇。
2008年至2017年多次演出音乐剧《头锤》。它的故事以中国足球队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表现为背景，广东人、有“球王”之称的李慧堂在比赛中也有很多场景。今年6月，《头锤》导演兼编剧陈甘泉告诉南都、N视频记者，该剧的主题是“用血和泪，誓要树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形象”。国际比赛。”
此次出征的22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，年龄最大的32岁
2008年，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不久，香港话剧团制作的音乐剧《头锤》在香港葵青剧院首演。那年夏天，奥运气氛浓厚，人人都在谈论奥运，到处都是奥运元素。 《头锤》探索了奥运会遥远的过去。
剧情发生在1936年，香港大坑村的几位业余足球运动员漂洋过海，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会。音乐剧虚构了主人公程凯曼，一个住在香港大坑、热爱踢足球的“街头男孩”。 “头锤”是他最拿手的杀球技术。剧情讲述了他被李惠堂发现、与队友一起训练、历经挫折、最终踏上奥运赛场的历程。
《头锤》的编剧、导演陈甘泉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好友、足球研究专家口中听到了1936年中国足球队征战奥运会的往事。陈甘泉告诉南都记者，他仔细地了解了中国足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经历。看了手头的文章材料，觉得故事可塑性很强，于是他立即进行了更深入的资料收集。
随后，陈甘泉前往美国纽约，邀请高世章参与《头锤》的音乐创作。当时的高世章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，为多部舞台剧和电影编曲、作曲，并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认可。
高世章向南都记者回忆，陈甘泉给他看了剧本，问他是否可以拍成音乐剧。 “我读完之后，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。”和陈甘泉一样，高世章对1936年奥运会也了解不多。他不是足球迷，根本不懂足球。至于足球史上的传奇人物，他听说过李惠堂和谭江柏的名字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高士章喜欢从过去寻找灵感。虽然小时候和其他人一样，他听的流行音乐较多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创作《头锤》等音乐剧时，从粤剧中汲取了很多营养。 “剧中的唱腔不是传统粤剧，我用自己的方法让人物唱出适合特定时代、特定情境的声音。”
李惠堂与高世章的祖父白玉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。白玉堂出生于广东花县（现广州市花都区），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著名粤剧演员。但在高士章年轻的时候，白玉堂就已经退休了。爷爷很少在他面前说起过去的事情，他也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爷爷的厉害。
真实历史上，李惠堂的名声传遍亚洲。据悉，李惠堂出生于广东五华县，1905年出生于香港，自幼酷爱足球，曾在多项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。 1913年至1934年，共举办了十届远东运动会，中国足球队全部参加。除第一届失利外，其余九连冠均获得。其中，李慧堂五次入选国家队。他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当时的人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：“看戏看梅兰芳，看球看李惠堂”。
1936年，作为中国足球队队长参加柏林奥运会。那一年的足球队有22名队员，《中国月刊》杂志分别介绍了每名球员。报道称李惠堂“擅长踢左翼，盘带和射门技术娴熟，有‘球王’的美誉”。
除了李慧堂之外，目前还选定了其他队员。黄继良从小就热爱运动，尤其是足球、篮球、游泳。他是“一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”。谭江白是“能攻能守的全面球员”，头球能力强劲，有“铜头”之称。梁树堂，“当今杰出的中卫”。
陈振和面色铁青，所以人们称他为“小黑灰”。他擅长前锋和中后卫。孙晋顺擅长踢左右边锋，“射门如炮弹”。郑继亮，前锋兼后卫，什么都能做，但在左翼更胜一筹。他是“足球界多才多艺的人”。
南都记者查阅了上述22名足球运动员的简历发现，他们的职业包括政界、学术界、警察界、军队、商界等，年龄最小的24岁，最大的32岁。籍贯为广东的占70%以上。
首届奥运会失利却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
在进军奥运会之前，足球队还完成了一项壮举。
由于前往柏林参加奥运会的人太多，而且路途遥远，资金是一个大问题。除了政府补贴和多方筹集的资金外，球队“提前赚到南阳和印度各地比赛的门票钱”弥补了缺口。
《头锤》也反映了这一情节。他们前往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越南等地踢球、筹集资金。高士章说，从音乐上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。他为球队经过的地方设计了不同地域色彩的音乐。主要形式是当地居民对中国队的欢迎歌曲，各有特色。
当年的《体育季刊》记载，足球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奔波各地，共踢了27场比赛。除了4场平局外，他们从未输过。 “尽管劳累奔波劳累，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，给各地观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，是一项伟大的成就。”
1936年7月23日上午，中国奥运会代表团抵达柏林。 8月6日，星期四，多云。根据此前的抽签决定，中国足球队首场比赛将迎战现代足球鼻祖英国队。
比赛于当天下午5点30分开始。 “当时我们华侨华人买票的热情很高，准备来场边加油。所以比赛开始前，场馆周边就已经挤满了观众。”随团赴欧洲考察体育的陈永胜在日记中记录道。
上半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，最终以0:0结束。下半场，中国队由守转攻。虽然有几次威胁性的射击，但都没有成功。下半场第13分钟，英国队利用中国队内线空虚的机会攻入一球。大约10分钟后，又以“类似传球”进球。此后，中国队虽然试图反扑，但未能挽回败局，以0:2惨遭淘汰。
由于单败淘汰制，球队征战柏林奥运会的征程就此止步。作为现场观众，陈永胜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比赛结果的看法。她认为，比赛失利的原因是“一是因为我们身体素质不如别人；二是遇到失败后不容易恢复，容易惊慌”。事实上，我们在技术上并不先进。”
70多年后，当《头锤》重构这段往事时，多了几分敬佩和宽容：奥运会临近之前，主角郑凯曼突然不想训练、不想比赛。他向李惠堂坦白：“是的，我害怕输。”李惠堂开导他：“如果你踢足球，你就会赢，也会输。不管你踢得有多好。”
对于后人来说，当年的成绩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。陈甘泉向南都记者透露，在构思剧本时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战乱的日子里还要去奥运会踢球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，他写下了以“中国人用热血去‘头锤’”为主题，以“和泪水柏林奥运会 足球冠军，誓在国际大赛上树立自强不息的形象”为主题的剧本。
中国足球队的表现确实树立了更好的国际形象。陈永胜的日记中说，“不过，外人对我们的批评无论如何也不错，也算是不幸中之幸。”当年的《宣言》还评论道，“在场的观众和欧洲各国的报纸一致称赞我们团队的技术”。
赛后，欧洲各国纷纷致电他，邀请他与当地球队进行友谊赛。 8月13日至9月1日，中国队前往德国、奥地利、瑞士、法国、荷兰、英国等国家，共参加9场比赛。虽然整体战绩不佳，但球队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。
比如，李慧堂在日内瓦上演帽子戏法，孙晋顺在巴黎凌空抽射破门。甚至在对阵巴黎红星队的比赛之后，对方球队也想以优惠的条件邀请李慧堂为自己球队效力。
为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提供精神安慰和鼓励
音乐剧的最后一幕，中国足球运动员终于踏上了奥运赛场。他们高喊：“中国，踢球！”
《头锤》在香港首演、重演后，于2017年4月在北京首演。高士章回忆，观众反响非常好，“超出了预期”。陈甘泉表示，《头锤》多次演出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，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赞赏和好评。它赢得了许多奖项。
高世章告诉南都记者，《头锤》里的人物生活比我们艰苦得多，但他们仍然拥有踢球最纯粹的快乐，可以齐心协力走向国际舞台。 “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。”也是他参与这部音乐剧创作的动力源泉。
陈甘泉在《头锤》的故事中多次提到抗日救国的背景。他向南都记者背诵了音乐剧中的一句台词，表达了他对体育、救国和战争的思考：“如果奥运会真的能取代战争，那该多好啊？如果国家不能与其他国家对话，那就太糟糕了。”在体育场里，在草地上战斗，比投掷炸弹、炸毁火车轨道和牺牲无辜人民的生命要好。”
然而，历史的选择没有浪漫和假设的余地。柏林奥运会结束一年后，中华大地进入全面抗战。凭借在体育界积累的声誉，李慧堂多次发起、组织和参加各种慈善比赛，筹集资金救济沦陷区人民以及受战争影响的伤员和难民。
曾参加过柏林奥运会的足球运动员陈振和，如今已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，与日寇作战。 1941年，由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，陈振和乘坐的飞机在西北上空遭遇空难，导致飞机坠毁，所有人遇难。
1942年9月，李惠堂回到家乡广东梅州五华县西坑乡探亲。应家人邀请，李慧堂到五华县各大乡镇进行巡回足球演出，并组织当地热爱足球的体育师生、农民、商人组建了五华足球队。
随后，他还访问了广东省梅县，引起轰动。除梅县外，邻近的蕉岭、平原、兴宁等地的群众也前来支持。
除了与家乡广东结下不解之缘外，抗战期间，李慧堂还代表多支球队参加桂林、柳州、成都、重庆、自贡等地的比赛，参与大后方体育事业的发展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政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总结道，李慧堂在后方举办的足球比赛不仅在抗战筹款、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实际作用， “但也在困难时期为战争提供了支持。坚持斗争的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。”
陈甘泉向南都记者强调，《头锤》最重要的是影响观众，让大家思考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应该如何表现。 “无论是在奥运会上、在政治上、在经济上、在文化上、在修养上，我们怎样才能代表自己、代表国家、代表优秀的中华民族。”
事实上，当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。 1935年，李惠堂在《勤奋体育月刊》杂志上发表了对中国足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看法。他不仅阐述了自己对组织职责、选拔方式等方面的看法，还建议奥运会结束后，尽可能到欧洲国家参观学习，补短板、取长补短。
他认为，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足球技术，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国家形象。李慧堂特别提到柏林奥运会 足球冠军，“大多数欧洲小国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柏林奥运会 足球冠军，也不相信中国也有所谓的足球运动员。十二年前，我随队去了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人也后来因为我们的表现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心理。”
事实证明，李惠堂做到了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依然铭记着这位足坛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。他的祖籍梅州五华县常以“球王的故乡”而自豪。
今年3月3日晚，2024年中超联赛首轮比赛，梅州客家在五华奥体中心灰塘体育场主场迎战上海申花。中场休息时，公布了上届联赛的结果，即“诚邀五湖四海嘉宾，与足球朋友相聚”。
领养奖获得者是五华县华阳镇的一名乡村医生。他写下的第二句是：“为国争光，重振徽堂精神”。
《广东百年奥运印记》专题报道
总策划：荣明昌 刘江涛
执行策划：王佳
协调人：南都记者 向雪妮
主撰稿：南都记者 张千涵
本期撰稿：南都记者 马辉